#历史人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既然我们占据着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的责任，就要把历史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当然，坦率地讲，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毛泽东传》)，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来过了几百年以后，那个时候恐怕档案能都开放了，人们拿着这本书对着档案看了，说这些人还可以，还能够把历史的档案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党史专家的观点，为我们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未公开的历史资料提供了新的视角。他指出，这些资料之所以未予公开，并非因为它们对毛主席不利，而是可能对其他个人产生负面影响。
这引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在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常常以少数派甚至“孤家寡人”的姿态力排众议，最终却被历史证明了其决策的正确性。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诸多重大抉择中能够超越时代局限，成为历史的先见者呢？
历史的进程常常是由少数人的远见卓识所推动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个关键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力排众议，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和战略远见。
抗美援朝：力挽狂澜的战略决断
1950年，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朝鲜战争的严峻考验。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是否出兵援朝的重大抉择，中央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最初坚定支持出兵的，只有毛主席和彭德怀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虽支持出兵，但附加了苏联空军支援的条件。这意味着，在当时，毛泽东实际上是站在了大多数人的对立面。
这是一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豪赌。当时的中国，经济基础薄弱，百废待兴，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抗，似乎是以卵击石。然而，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唇亡齿寒的道理，他认为如果任由美帝国主义势力逼近鸭绿江，将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而致命的威胁。
他以超乎常人的战略眼光，看到了出兵抗美援朝不仅能保卫国家安全，更能极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信心。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为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建设时期，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做出出兵决策，中国的历史走向可能会被彻底改写。
独立自主：摆脱依附的战略选择
1957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归来，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是继续全面依靠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同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议题。尽管此次支持毛主席的中央领导有所增加，但多数人仍倾向于在苏联的框架下寻求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经验，这使得许多人习惯性地将苏联模式视为圭臬。然而，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过度依赖外部力量，将使国家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难以根据自身国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主张在吸取苏联经验的同时，更要立足中国实际，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仅是经济建设路线的选择，更是一种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体现。历史证明，正是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使得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了战略主动性，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反苏反美：大国博弈中的战略突围
1964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美国借北部湾事件介入越南战争，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苏联赫鲁晓夫下台，中苏关系并未因此缓和，反而因苏联的无理拒绝而进一步恶化，中国同时面临着来自两大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同时反苏反美、对外输出革命、输出援助、寻求亚非拉国家支持的战略主张。这一观点在当时党内几乎无人支持。
在多数人看来，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无异于螳臂当车。然而，毛泽东却看到了其中的战略机遇。他认为，美苏争霸的格局虽然对中国构成压力，但也提供了周旋的空间。只有坚持独立自主，不依附任何一方，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主动权。更重要的是，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大庆油田全面投产，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战略底气。这些成就使得毛泽东的“反苏反美”战略不再是空谈，而是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一战略的实施，打破了美苏对世界的两极控制，也使得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和支持，为日后的外交破局奠定了基础。
联合美国：化解危机，开创外交新局
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爆发，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进入准战争状态。在异常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毛泽东召集几位老帅研判国际局势，最终得出联合美国对抗苏联的结论。这一决策同样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在与美国长期对抗的背景下，提出与“帝国主义头子”联合，这在意识形态上是难以接受的。
然而，毛泽东再次展现了他的战略家风范。他深知“远交近攻”的道理，在苏联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时，联合次要敌人以打击主要敌人是明智之举。他通过邀请美国记者斯诺访华、登上天安门并公开发表照片，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尽管美国初期未能完全理解，但随后发生的“乒乓外交”最终促成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并最终促成了尼克松访华，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一系列外交行动，不仅成功化解了苏联的军事威胁，也彻底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为中国赢得了重要的国际战略空间，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为什么毛主席能这样高瞻远顾呢？这要从毛泽东思想的创新之处说起。为了更好地理解毛泽东的创新，我们首先回顾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理论。
马克思强调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共产主义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阶级矛盾的彻底消除。这可以称为客体共产主义，即强调外部物质条件的决定性作用。
列宁强调英明领袖和先进组织：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先锋队——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可以称为主体共产主义，即强调领导力量和组织体系的关键作用。
而毛泽东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坚持独立自主和动员群众。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主体和客体固然重要，但载体更重要。这里的“载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群众的组织动员。
国家的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载体共产主义”最核心的体现。他认为，无论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多么雄厚，无论党的领导力量多么强大，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持独立自主，不能摆脱外部势力的控制和依附，那么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无从谈起，即使实现也只能是附庸式的。这种对独立自主的强调，与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而列宁虽然强调民族自决权，但其革命理论在实践中仍然高度依赖国际共运的整体布局。毛泽东则超越了这种传统的框架，他深刻认识到，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国家而言，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实现一切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这种思想，使得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能够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而不是简单地遵循意识形态的教条。抗美援朝、独立自主搞建设、与苏联决裂、乃至后来的联美抗苏，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对国家独立自主的极致追求。是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创造性发展，是将民族解放与共产主义理想有机结合的典范。
群众的组织动员，毛泽东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革命和建设最根本的力量。他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通过广泛的群众路线，将革命热情和建设力量充分地组织和动员起来。这不仅体现在革命战争时期发动人民战争的实践中，也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动群众参与各项事业的热情中。他认为，只有充分依靠群众，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实现任何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在毛泽东看来，群众的力量是实现国家独立自主、战胜内外敌人的根本保障。
正是如此毛泽东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超越时代的正确判断。当其他领导人还在囿于传统的马列主义框架时，毛泽东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并将这两者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回顾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许多关键性的抉择面前，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甚至是个别人。毛泽东同志的独到见解和超前决策，在党内多次遭遇反对，但最终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抗战时期的敌后武装发展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许多同志认为，在日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结合处发展人民游击队更为安全，也更容易获得补给，甚至在战败时可以退往国统区寻求庇护。然而，毛泽东却高瞻远瞩地指出，必须在敌人后方独立发展武装力量，并预见到国民党是靠不住的，甚至会与日本人合作反共。新四军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正是由于项英不执行毛主席的命令而造成的，整个新四军几乎被团灭。这次事件让党内许多高层同志幡然醒悟，深刻认识到毛主席几年前决策的高明之处。
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往往超越了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这种超越性来自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清醒认识，以及对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位历史的先见者，正是因为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他看到了独立自主对于一个饱受屈辱的民族是何等重要，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无穷伟力，并将其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载体。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近半个世纪。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于独立自主对国家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普遍的共识。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并非易事。从抗美援朝的力排众议，到独立自主搞建设的艰难抉择，再到与苏联决裂的战略眼光，这些都证明了毛泽东在这些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所展现出的超凡胆识和战略智慧。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舵手，其在重大历史关头的独特洞察力和超越时代的战略思想，都将永远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他的思想理论，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更是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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